国家大剧院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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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实施方案

鸟瞰图 　　这是一座全新的建筑。 　　它完全由曲线组成，宛如湖上仙阁。 　　这座仙阁是敞开还是关闭着？令人难以定夺。但见灰色的钛合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多角立面与昼夜的光芒交相辉映。这两种材料的颜色在不同的时间里变幻莫测。玻璃墙如同拉开的幕布，使建筑物内部的剧场、散步小径和展览厅依稀可辨。同时，部分区域在钛板的覆盖保护下又显得更为隐秘。 　　这一巨型建筑的造型如同珠宝盒、果壳或含苞欲放的花朵。人们透过钛金属的表面可觑见内部深红色的木饰，歌剧院半透明的金壳内的猩红大厅以及大剧院观众的所有活动。音乐厅和剧场的外部为银色立面，从外部可眺望的大剧院内部的街道、广场、楼厅、休息室内活动的人群，以及把水中仙阁与地面连接起来的透明走廊。大剧院内部的不断运动体现出建筑物的活力。它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晰又隐秘的肌体。 　　冬季，溜冰爱好者们将在冰面上的留下无数弧线。大剧院的地点和设计堪称举世无双。它的诞生和存在与特定的地点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任何建筑物能与之相比。如果它出现在任何其它的地方，那简直是件无法想象的事。它表述的是和谐、宁静、简洁这些古老的对立统一的哲理。 　　我们现在想谈一下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市区建设问题，并阐述我们对这一总体研究的方向性思考。 　　我们可首先指出这一机关报方案的圆形设计可避免不适当地缩小人民大会堂西门的入口面积，并从紫禁城的入口处隐去。我们还可指出，绒线胡同向地下的延伸可避免其偏离对称的人民大会堂轴线的问题。除此之外，鉴于前阶段更为自由的抉择和十分新颖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我们有意以此为契机，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继续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我们的意图自然是完成理想的设计，但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和世界建筑历史发展的不同背景。 　　自从19世纪以来，把自然园林引入城市的观念似乎从未象今天那样强烈。减少污染，建造花园、公园和绿地，向市民提供更为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大公园内的现代建筑来环抱广场及其周围统一风格的古典建筑，这不正是对巨大的天安门花岗石广场的一种补偿吗？这个公园将成为一散步的乐园和市中心的肺脏。 　　我们力图避免一些现代剧院所走过的弯路。它们出于功能的目的设计了一些难看的侧门和后门，造成了建筑上的败笔。而国家大剧院将是公园最主要的，也许还是最大的入口。湖面本身便是公园的第一个景点。这里由于邻近长安街而显得较为喧闹，不够悠闲，但可用于其它较为喧闹的活动，如冬季溜冰等。 　　我们并非想要通过这一公园的设计来彻底解决这一需要更长，更深入思考的问题。但是，该公园至少对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的周围环境，以及将大剧院场地后移70m的决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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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谐和中的大谐和 ——简评安德鲁中国大剧院之造型设计 叶廷芳

近来，围绕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议论纷纷，这是不足 为怪的。凡懂得一点现代特别是当代艺术的人都知道，当今的艺术由于失去了统一的美规范，而给评判带来了难题，往往不得不根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原则行事。建筑为艺术的一门，这方面也不例外。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或建筑师，都以重复为耻， 即不愿重复前人的，也不愿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愿重复自己的；他强调独创。要独创就必须发挥想象，别出心裁，以便创作出他的“这一个”。因此现代建筑实际上成了耸立在大地上的超大型雕塑品，而且因为个性很强，常常以“怪”为特征。这就难免经常人们的审美习惯受到挑战或冲击，甚至包括专业人士。君不见，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在其诞生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喊大叫，如高迪设计的米拉公寓（巴塞罗 那），柯布西埃设计的朗香教堂（法国）、伍特松设计的悉尼歌剧院（澳大利亚）、皮诺和罗杰斯设计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巴黎）、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即玻金字塔（巴黎），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毕鄂鲍尔，西班牙）等。但是， 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创作，终会被人理解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建筑物都被世公认为杰作，当时的争吵声也随之烟消云散。认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就象认识一个真理一样，往往需要时间。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件受到争论的作品，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么安德鲁的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得失如何呢？这个建筑物技术上涉及到许多学科：物理学、地质学、结构力学、声学、光学……这些我都不懂，我只讲点与美学有关的内容，而且只谈它的外部造型以及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个建筑物的外部造型很特别，它抹掉了墙与顶的一切界限，是个圆乎乎的蛋形壳体，看起来简直不象“房屋”。但它不怪诞，不奇特，而是很奇妙。因为要在这样的场合安放一座特大型建筑物，则建筑师在构思它的外部造型的时侯，他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这座建筑物本身，而必须考虑它与远近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环境又不仅仅指房屋，还包括远近的空间状况。反对意见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说它与古都风貌特别是与天安门周围“不谐调”。是的，安德鲁确实没有想让他的中国大剧院的设计与天安们、人民大会堂等周围建筑物谐调，相反，他用的是反差效果。不错，谐调可以是美的（古典美学尤其这么强调），但有时反差也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更具特殊意味的美。大剧院的造型设计是以小范围内建筑与建筑之间的不谐调，取得大范围内整体空间布局的大谐调。君不见北京北海白塔和阜内大街妙应寺白塔，都是来自南亚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古塔大异其趣，但它们成了当时中国统治者的一种追求（妙应寺白塔还特请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来设计），而且历来成为 古都北京一道绝妙的点缀。试想，如果北海琼华岛上今天耸立的是一座传统古塔，其身 价与地位，或者说它的审美价值能与白塔相提并论吗？在宏观美学范畴，必须在多样性中求统一，求谐调，片面强调谐调，就会走向整齐划一，千篇一律，从而失去任何个性和美感。 　　再说“谐调”，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迁就已有的周边的建筑环境，在形式、风 格、体量、色调等方面与之接近；另一种是尊重周边现有建筑的存在，自立门户，与它们不争、不比、不挤，和睦相处。如果取前一种原则，则只能在有前提的、被动的情况下进行设计，那就势必束缚住设计者的想象自由，搞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特别象天安门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她是国家的象征，政治含意很强，你比她造得庄严、辉煌，显然不合适；有意谦让，又有悖于国人对这一国家重要文化形象的期盼，因此做起来容易发生心理障碍。现在安德鲁这个造型，这个椭圆形壳体，她全身没有任何棱角， 不跟任何人磨擦、碰撞，试比高低，与周围任何人都可以相容，是个最平和的存在。她甚至躲在一方园林里，发誓足不出户（四周都是水！），真个是“与世无争” 。这个大体量的建筑物尽量利用地下空间，她的弧形外壳所占用的地上空间大为减少，也可以说腾出了大量的虚空。而且她从长安街往南后缩120米，从而把行人的视线尽量让给了她的近邻们，而没有以高大垂直的立面向东直逼大会堂，向北迫压长安街。这样她就与长安街和天安门的整体美学风貌——疏朗——取得了和谐。 　　大剧院周围是丰茂的抱水园林，向东它对大会堂的庄严是一种衬托，向北它与中南海的宁静是一个呼应。也可以说它把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南海这一北京城内最秀丽的园林水系从北向南延长了，而且仿佛成了它们的龙头。 　　因此所谓“不和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她在很大范围内跟左邻右舍取得了最大的和谐！她以温和宁静的姿态融入了上述诸多建筑与景观之中，自然地成为它们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至于这个建筑物本身，其造型抽象而简洁，象个巨卵静卧在水中，又象块巨大的鹅卵石裸露在水面，极富浪漫意趣和现代雕塑感，不愧是匠心独运。又因由钛金属与玻璃构成，晚上在灯光作用下，若从空中俯瞰，她会是古都一个多么圣洁、多么迷人的艺术殿堂，与天安门相映成辉！ 　　有人质问说：“怎么能把法国人的东西放到中国首都来呢？”差矣！殊不知，这不是法国人的东西。法国的建筑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没有这样的造型特征。这是一件独创的建筑艺术品，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早已成了国际共识。上面提及的巴黎和柏林的几座名建筑都不是他们本国人设计的。只要谁有志气，也可以把他的设计拿到巴黎去实施，成为华人中的“贝聿铭第二”，则此刻心理上的不平衡当可抵消矣。 　　建筑从来被认为是“石头的史书”，它的形式和风格总是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更新。一个民族的建筑传统也总是随着时代的不断推移而发展，而丰富的。因此，欧洲历代的统 治者几乎都要在自己当朝期间，请当代最有名的建筑师（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按 照当代的审美风尚修建一座或几座新的建筑，或改造前人的建筑。这在西方已是司空见惯。国家大剧院是我国标志性大型建筑，第一次实行国际招标，选中的这个方案包含着鲜明的超前审美意识，极具时代感。她的诞生和存在将在文化观念上向世界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人确实开放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从这座建筑中，一看便明白：我们的长期封闭的祖国是从这时期开始真正走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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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的分析评议 陶宗震

前言 　　60年代初我在《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uction）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建筑屋顶的文章，收到一位法国建筑师的信，希望交流与合作。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未能实现，十分遗憾。 　　1997年我到巴黎时，3A学会主席单黛娜女士组织了一次与法国建筑师及留法建筑系学生的座谈，有人问我对"蓬皮杜中心"的看法，以及中国建筑设计市场是否开放等问题，我对"蓬皮杜中心＂不想评论，也不知道法国公众的意见为何？我认为没有把它建在香谢里舍大街旁，而是置于市井巷中，所以对巴黎这一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无伤大雅"！ 　　中国的建筑文化虽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但自古以来就不断汲取外来文化丰富自己的传统。1958年"国庆工程"征稿时，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启发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因此，我们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我们对世上一切先进事物都感兴趣，但是有选择。有鉴别、不盲从、不苟同，立足我们的现实条件选择最适合我们的方法与途径，满足我们面临的种种客观需要。 　　我们需要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不是追求对形式或"符号"的模拟、仿造，更不是"时装"似的花样翻新，而是寓革新于从根本上不断提高建筑的物质质量和民族文化素质之中，并力求降低成本和造价，以期达到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提高广大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生活和生态环境。 　　２１世纪人类面临着共同的资源、环境、人口问题，并致力于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反对形形色色浪费资源、破坏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行为，设计＂广义"和"狭义"的"节能"和"环保"的建筑、城镇，是各国建筑界有识之士共同的努力方向，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协作，全面完善"地球村"的建设。 　　现在，中国与法国及国际建筑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前景广阔，这次P.安德鲁先生应邀提供了一个中国国家剧院的方案，这是个难度很大的课题，首先应表示感谢，但对他的方案中存在的严重谬误，也不能沉默，至于他学术观点中的谬论与含混不清之处，更应提出来与法国及国际建筑界的朋友们共同商榷和探讨。 建筑创作与评论有客观准则吗？ 　　任何设计都是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分析P.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之前，就所见到的材料了解一下他的设计思想是很必要的，他在《致一位年轻建筑师的信》中说："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解释真理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有那种适用于每一个项目，而无视其本质特性及环境条件的绝对真理，但我似乎觉得在每一个独立的项目中又存在一个相对的真理"。什么是"真理"？他没有说清楚。 　　实际上，一切艺术创作与评论主要来自人的审美判断，而人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意识（观念）是主观的，又是能动的，来源于不同的经历和修养。因此，面对同一对象（作品、项目、课题）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正因为如此，人的主观能动性才得以充分自由发挥，而一切教条化了的理论（"真理"？）则只有当其无用之时，方能无害！但另一方面一切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举些最浅显的例子：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没有"左"就无所谓"右"；"２比"1"多，但比"3"少……所以在任何具体事物的比较中，相对标准永远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相同或相类的前提下，一切建筑设计方案的优、劣都是可以比较的，但必需要科学的而不是"断章取义"的或前提不相当的、没有可比性的比较，所以首先要对艺术的共性与建筑艺术的特性有科学的明确的界定。 什么是建筑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1、建筑是实用的艺术 　　建筑作为艺术有别于其他精神产品（如文学、音乐、绘画）之处，在于他首先是物质产品，同时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艺术性），其艺术性即寓于本身的功能、目的和方法、手段之间和谐、完善的统一之中，而不是附加的装饰，更不是"T"形台上的时装，可以在模特身上换来换去。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体系产生不同的建筑文化观念（略），但有共同的特点，加以欧洲文化体系的建筑观为例。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在他所著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e Libri Decem）中首先提出建筑三原则："方便（适用）；坚固（稳定）；美观"（Uiility；Stabilit；Beauty）沿袭至今，仍然是衡量建筑优、劣的普遍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当时和其后相当历史时期的国情提出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对此，当时负责经济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明确说明："所谓适用就是要合乎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并便于利用。所谓经济就是要节约，要在保证建筑质量的基础上力求降低造价，在这样一个适用与经济原则下面的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就是整洁、朴素而不是铺张浪费",虽然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有过种种偏差，但仍然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国策。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提高，但从总体上还未脱贫，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将来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但要使比整个欧洲几乎多一倍的13亿人口达到普遍富裕，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所以勤俭建国是我们长期的国策，这也是中国"建筑市场"不可动摇的客观准则。国家剧院虽然不是一般建筑，并具有一定的特殊纪念意义，但"市场经济"对一切商品，不论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大路货"还是"精品"的普遍准则和"择优"标准都是："物美价廉"而不是"价高质劣"。 再看看现代国际建筑界的准则。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ongres Internationaux Mederne 'CIAM'）在当时协会主持人、著名的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brusier)直接参加制定的《雅典宪章》（Charter Of Athel1S）中强调：“建筑师必须认识建筑与经济的关系，而所谓经济效益并不是指获得商业上最大利润，而是要在生产中以最少的（劳动）付出，获得最大的实效”。这也应成为现代建筑创作与评议的一个重要的准则。 　　根据上述欧洲传统的、中国当代的和国际现代建筑界的原则或准则，来具体衡量一下P.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剧院的实效：据法新社4月4日的报导：该方案的总面积为25.9万平米，而所得主要为四个演出厅的总共6200个座位，其他内容不详。因为"它还只是一个壳，还得往里加"（国家剧院业主委员会对他的方案的说明）故设计方法的合理性与造价只能暂略（容后再议），仅以总面积与实际效果和同类型的悉尼歌剧院相比较：悉尼歌剧院同样有四个演出厅，可同时容纳6千人，此外还有排演厅、接待厅、展览厅、戏剧图书馆和各种附属用房，如餐厅、售货服务等共九百多个房间，而面积约88，000平米，仅为P.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的1／3。 　　再和相邻的中国人民大会堂比较一下：1959年建成的大会堂是中国建国十周年的"里程碑"式纪念性建筑，总面积17万多平方米，包括：万人大礼堂、千人小礼堂、５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室、会议室，每个省、市还各有一两个会议室，此外还有迎宾大厅、呈递国书厅、还有大大小小十余个厅堂和会议室及相应的附属用房，而仅容6200座的P.安德鲁中国国家剧院方案总面积却超过人民大会堂50％（约8万平方米）并且他的方案即使再“加进”一些内容，也都将深埋于水面下的地下层中，只能增加设计的复杂性和使造价滚动上升，而实用价值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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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的分析评议 陶宗震

和以上相同或相类的两个重要建筑相比，P.安德鲁的方案可谓极度浪费，总面积与综合实效的比率（有效系数）是衡量一个设计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硬指标。如果这个指标极端浪费，那么所谓"创新"、超前"、前卫"等等"时髦"的形容词又何能掩"拙"！？仅此一点，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绝不能接受这个"形式主义"的伪劣方案，我想巴黎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吧！ 　　2、建筑是群体艺术并构成人文环境 　　建筑艺术是群体艺术与其他实用艺术如工艺美术以及汽车、轮船、飞机、航天器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群体性和固定性，不能"独善其身"的被任意移动和摆布，正因为如此，建筑艺术构成人文的环境，使“祖国”、“故乡”等观念形象化、具体化，所以建筑、城、镇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如果破坏以至失去这种人文环境，历史文化名城也不存在了。 　　人类历史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建筑环境也必然随之而变化。历史文化的变化又是有"沿"有"革"的（故称"历史沿革"），建筑艺术的传统与革新也是逐渐更替演化的过程，这就是建筑--城镇艺术的宏观"时一一空"性，并在发展过程中记录了变迁，使历史文化成为可见的实体。 　　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经历了拜占庭（Byzantin）。哥特（Gothic）文艺复兴（Renaissance）等几个时期才形成的和谐统一整体；卢浮宫也是经过三期建设才形成现在的总体布局，任何城镇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在演进过程中，"新"与"旧"的和谐统一是建筑师、规划师必须关注的问题。 　　19、20世纪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不但引起社会经济的变革，建筑技术也产生突变；以欧洲为例：传统的砖石拱券体系为钢铁、混凝土框架体系及薄壳、悬索等新结构体系所取代，建筑艺术形式亦随之而千变万化，在这个过程中建筑界的有识之士特别注意到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例如： 　　《雅典宪章》中明确提出：“保存好代表某一时期的、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具有教育今人和后代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在可能条件下，交通干线应避免穿越古建筑区”。我看到欧洲的许多古都对成片保护历史形成的建筑区以及遗址和控制新建筑的举措等方面都非常认真并卓有成效，巴黎即是一例。 　　1977年12．12．国际建筑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lchitecture'UIA'）在秘鲁首都利马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achu Picchu）指出："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孤立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不是着眼于孤立的建筑，而是追求建成环境的连续性……"还强调"在保存和维护历史遗产和文物的同时要继承文化遗产"。 　　1999年夏，国际建协（UIA）通过的《北京宪章》（Charter Of Beijing）进一步提出：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并不拥有自身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得，暂为保管罢了。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乡村交给下一代？"这就不仅是学术观点问题，而是建筑师的社会责任问题了。所以，作为中国建筑师不能不认真对待P.安德鲁的方案，能将它留给子孙吗？ 　　所谓"超前"意味着什么？如果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抽象的"超前"意识是"不着边际"的。例如有人认为P.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使人联想到"天外来客"，但40年前"人造卫星"就上天了，已无"超前"可言。现在人们已经可以较长时期在太空舱中生活与工作，当他们返回地球村时，如果看到的仍然是大空舱式的建筑，只可能感到厌烦，而不会感到兴奋或亲切，海员们早就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这种"超前"设计只能有限度的用于"狄斯尼乐园"中，绝对不宜于北京或巴黎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市中心区，这并不是个要求很高的判断。 　　P.安德鲁不恰当的把他的剧院方案与艾菲尔塔、悉尼歌剧院、逢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人口等相提并论，而没有注意到内容与环境的异同，孤立的就形成论形式是建筑创作与评论普遍的误区和误导。暂不谈建筑内容与造型的制约关系，也不谈P.安德鲁引用的各个建筑及相类建筑本身的成、败、得、失，仅从环境与建筑的相对关系进行比较与分析。 　　悉尼歌剧院优美的帆状轮廓线只有突出于空旷的海湾中才能显现，P.安德设计的大贩海运博物馆，虽然远不如悉尼歌剧院那么动人，但同样因位于海湾中才不存在与周围建筑协调的问题。 　　相类似的情况如纽约肯尼迪机场候机楼，也只有位于空旷的机场中才能展现其"展翅欲飞"的浪漫主义形象。P.安德鲁设计了若干机场候机楼，以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候机楼，不论其本身成败如何，都因位于空旷的机场中没有紧邻的建筑因而可以自由的塑造建筑的形象。 　　艾菲尔塔也是在空旷的环境中巍然屹立，所以才能尽显雄姿。 　　蓬皮杜文化中心是在市衙中挖出一个小广场，所以无论其本身形象的成败，皆无关城市总体的大间。 　　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人口位于严谨的建筑群中心，其造型与周围建筑毫无相似之处，形成强烈对比，但透明的方椎体形既与协和广场上的埃及方尖碑相呼应，又与卢浮宫石构建筑形成虚、实对比，而体量不大、位置适中，所以"主从"关系和谐；相类的例子还有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也是在造型。体量、色彩和质感等方面与周围古建筑环境形成和谐对比，但是如果玻璃金字塔或列宁墓为了突出本身的重要性而体量过大时，便会与周围的建筑"主从"关系冲突，产生二元性（Duality）矛盾。p.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正是体量过大，不论其造型如何，都会与周围建筑冲突。所以建筑师都应知道避免形成"二元性"矛盾。这是起码的常识。 　　另方成造型相同的建筑位于不同环境中时，效果大不相同。北京城内有两个瓶形塔（白塔）一大一小，都是尼泊尔建筑形式。妙应寺大塔位于市衢中，虽然也突出于周围民居之上，但效果远不如体量虽小、但占据有利地势、亭亭玉立于北海琼岛之巅的白塔那样尽显丰姿。 　　巴黎的拉·德芳斯（新巴黎）建筑群与传统风格迥异，因而没有把它置于市中心，而是选在香榭里舍大街，远离卢浮宫的另一端，中间矗立着位于高地上的凯旋门，在同一轴线上与卢浮宫遥遥相望，互为"对景"（Vista），从视觉空间（Visua1 Space）中，凯旋门将"新"与"归"既相隔离，又通过门洞相联系，当从卢浮宫沿香榭里舍大街走向拉·德芳斯时，被凯旋门遮挡着的拉·德芳斯在门洞中逐渐展现出来，视觉距离的变化而"淡出"、淡入"，凯旋门从"障景"渐变为"框景"（通过门洞），从相反方向的拉·德芳斯走向卢宫时效果亦然。在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中常用这种“对景”、“障景”、“框景”等手法造成"移步换景"（步移景异）的效果，这就是"建筑--城、镇"艺术的微观"时--空"性。因此，中、法传统文化之间虽然建筑形式差异很大，但有些原则与方法是相通的，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发现。 　　此外，意大利的"新罗马"建筑群，严谨的总体布局与中国传统也有相通之处（略）。 　　意大利教士郎士宁等于１８世纪为乾隆设计的一组巴洛克式的"西洋楼"与中国传统建筑完全异趣）但由于有人造的假山融绝视线，所以这组自成一区的建筑群，没有对长春园（圆明园三园之一）产生任何不协调的效果。 　　以上诸例说明个体建筑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断章取义"的就建筑本身形式考虑和谐与否，处理得当时，“对比”也可以产生和谐效果，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现象（表面形式）的差异、认识和发现实质（本质）性问题之所在。 　　3、关于建筑历史文化问题 　　建筑历史文化问题也就是建筑理论问题，而P.安德鲁在《致一位年轻建筑师的信》中竟然说："一般而言，尤其就建筑而言，文化到底是什么，其他人比我说得更清楚。"这位法兰西的双院士连建筑文化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实在出人意料，虽然不同民族有不同文化内涵和不同的文化观，但从实际出发：文化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实践和认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所形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素质或品质，就艺术家个人而言则是一种潜能，当这种潜在的素质通过技能、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充分、完善的表达出来时，就会产“杰作”乃至时代的"代表作"，有没有这种素质是艺术大师和"匠人"本质区别之所在，所以历史文化是不能割断的，否则就是自甘作野蛮人，继承历史文化与"墨守成规"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勿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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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红墙间的国家大剧院

酝酿了40余年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经过两年的国际设计竞赛，终于以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方案尘埃落定。可是围绕这一方案，争议骤起：从建筑界到新闻媒体，从学术讨论到社会议论直至院士上书，像核弹的裂变，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提升为社会问题。 　　　　　　　　　　　　飞来之物 　　为了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贝聿铭不仅在报纸、电视上解说，接受专家、公众的意见，不停修改，而且还被要求做了一个1：1的模型对照效果。安德鲁的压力同样在此：最尖锐的争论是因为他在一个充满了传统建筑符号的天安门广场中做了一个完全现代主义的大剧院。此前，大剧院的北面是古代的紫禁城，东面是斯大林式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现代和传统的截然对立令王明贤感到不安：“开始讨论时要防止出现第二个人民大会堂，没想到中标的方案完全不同，反而不知该怎么说了。”王明贤心中，国家大剧院应该成为当代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环节，表现出对传统充满智慧的接纳，概括跨世纪建筑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但安德鲁的方案似乎不能担当这样的解答，“惟一的意义，大概就是天安门广场上多了一个特别现代的建筑”。 　　“一个飞来之物”--没有结构(柱、梁、窗、屋顶等)，没有空间尺度感，甚至“连建筑的基本要素都没有！”方可明确表示不喜欢安德鲁的设计。在方可的理想里，好的建筑应该和城市的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息息相关，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但安德鲁的方案不仅与长安街一点关系没有，和这个城市一点关系没有，而且“跟任何城市都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点中去(连它周围的水环境都是自己造的)”。最后出来的是“一个让人无法判断的怪物，这个怪物和中国建筑文化的惟一关系，可能就是它的外型和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墓外型相似”。 　　　　　　　　　　　　　继承与创新 　　在大剧院的诸多方案中，最令方可欣赏的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设计。他把天安门红墙、大会堂立柱和为掩饰三个升高舞台的屋顶起伏，即对传统的呼应和现代功能的需要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创造出优雅的新形式，有建筑的语言，有大小高低的空间序列，有良好的内部功能，把长安街的街道空间也限定得非常好。” 　　在方可看来，矶崎新的设计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启示：高质量的创新并不是随意的凭空的想象，它应把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而周庆琳在谈到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时则指出，“我们常采取模拟的方式，把传统的构件作为一种符号，原封不动或稍加变形地运用到实践中来”，“西方则是把它打碎，分解，概念性应用，所以只从形式上有时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仔细分析时却能看出它的奥妙。”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是不是需要理性、科学、认真地重新审视‘协调’的内涵？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做出新的诠释？是不是建造这样一个方案就一定会破坏天安门广场现有的空间环境氛围呢？”吴耀东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观点。追溯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发展历史，“比如人民大会堂--它的巨柱式，檐口和柱头的装饰纹样等，许多方面吸取了西洋建筑的处理手法；毛主席纪念堂，把这样一栋建筑放在古老建筑群形成的中轴线上，有些不妥吗？但这都是历史的产物，已形成并被大家接受为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已留存下不同时代的历史印记，是否在此也可以出现中国面向新世纪的建筑形象呢？采取这种姿态，应该说对建筑师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树和水的空间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的表述正好明确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中国大部分评委把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周围环境在形式上的协调以及反映中国建筑的文脉等问题看成是方案首要解决的问题，”周庆琳说，“但西方评委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没有把体现传统风格，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在大剧院看得那么重要。他们更注意面向未来，要有突破和创新，强调应是时代的产物，应该把北京的建筑创作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其实，让王明贤觉得安德鲁的处理意识比国内的方案“有点意思”的，是安德鲁“彻底不和传统发生关系”的态度，但“实质这也是对传统的回应，”王明贤说。拥有不同风格建筑的场所构成不同的城市文化氛围，但是不是每个设计都必须源于环境呢？网友“沙漠落日”更深一层地分析说：“是否有可能是塑造‘情景’的设计呢？大剧院也可以是一种塑造‘情景’的设计，以一种无棱无角的形象存在，或许也是对环境的妥协，同时又表现出它鲜明的个性，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无为而治’的中庸思想。” 　　不管适应还是塑造，不管能否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国家大剧院给这座古老而渴望年轻现代的城市，带来的变化是无可置疑的。安德鲁希望在天安门广场所象征的政治中心的基础上，补充一个由国家大剧院所代表的文化中心。而在水波环绕的大剧院背后，一个大型的绿色公园会改变天安门没树、没水的生态环境。 　　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围好的空地前，轮滑少年于波以一个漂亮的刹车开始了他的想象：“如果冬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水面上溜冰？”“可以在公园里放风筝吗？”9岁的山西游客李翔拽着手里的风筝，不满意地看着不远处禁放风筝的广场。“国家要建大剧院，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只是希望花那么多钱建，就建一个好地方。”李翔的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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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红墙间的国家大剧院（续）　                     
                                         
                                             事　实

　　“第一轮说它像火锅，第二轮说是铁板烧，第三轮方案成了臭鸡蛋。”对于媒体有关国家大剧院的系列称呼，吴耀东认为不应这样情绪化、表面化、简单化地去品评建筑，在充满诱惑的语言背后，其实丧失了对更深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阻碍了我们民族本应有的一次理性提高。作为清华大学的中方代表，吴耀东一直参与了安德鲁和清华大学进行的设计方案合作。“我不知道记者们采访的对象是否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是否真正掌握第一手资料？”身在其中的吴耀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大剧院方案持异议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有异议是正常的，但对学者来说，最忌讳的是在他们不明真相的前提下人云亦云，甚至制造出各种数字性‘事实’。”

　　国家大剧院的造价是50多亿吗？试过“坐在一个76万元--价值相当于一部打过税的奔弛车--的座位上看那该死的歌剧”吗？面对某媒体披露的数字，吴耀东表示自己的惊讶和不解：“这些数字是从哪儿来的？我身处其中，也不知道造价是50多亿。”76万元一个座位？折算成每个厕位多少钱会不会更惊人？“大剧院不是简单的娱乐、商业设施，是文化事业的建设，反映的是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核算来衡量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一样。”

　　吴耀东赞赏的是安德鲁的认真态度：在《建筑设计报告书》中，仅《消防安全设计报告书》就经过多次修改，近100页，图75页，包括各种消防设施、防火分区、人员安全疏散等问题的解决方法，细致到可据图估算出每一部楼梯疏散人数的多少。当方案送达业主委员会并与北京消防部门有关专家交换意见后，大家均对如此详细完整的消防安全报告书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只是其中一份报告书，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吴耀东认为“这才是科学的精神”，才是现代的设计思维。

　　在王明贤看来，曾在卢浮宫前建起一座透明金字塔的贝聿铭其实违背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则：关注形式远远超过关注功能。而在对安德鲁方案的批评中，这类意见也占了上风。对于李畅教授“即使作出些调整，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功能上仍然是二三流剧院”的结论，吴耀东认为：“在剧院没有建成之前我不敢这样说。建筑讲求完成度，尤其对不同类型的剧场建筑来说，音响、视线、声学设计、舞台设计等技术内涵众多，建成后还要经过认真调试才能最终交付使用，事先就能给出结论应该说比较困难。”在安德鲁周围，聚集着世界著名的舞台设计专家、声学设计专家(如巴黎歌剧院技术总监等)，“如果他们建议为了保证音响效果需要把墙倾斜多少度，安德鲁是会照他们说的去做”。

　　在日本，通过东京第二国立剧场的建设，一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细致完备的举办大型国际设计竞赛的动作体制，同时修订建全了剧场建筑的设计规范。回顾整个竞赛过程，吴耀东谈道，中国虽然通过国际设计竞赛建成了上海歌剧院，但有关剧场建筑新的设计规范到现在都没有出台，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举办大型国际设计竞赛的动作机制。国家大剧院在设计竞赛过程中，单是作为设计前提条件的用地范围就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相关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背景）

　　　　　　　　　　　　　中　标

　　在1年零3个月的国家在剧院的设计竞赛中，10个国家、36家设计单位参赛，69个方案出台，两轮竞赛三次修改，不能不说是艰难的过程。“其实，最有活力的设计方案应该是第一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耀东博士说，“因为那时参赛单位都没有其他的心理负担和外来压力，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可是第一轮并没有产生出让评委会和业主委员会满意的设计方案。设计的难度与设计任务书的要求有很大关系。清华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博士方可认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选址不当和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多功能小剧场等四厅合一是任务书的最大问题。“为什么40年前定在天安门，现在就必须在天安门？吸引更多的人流、车流加剧长安街的交通、环境负担？”如果能在长安街外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繁荣，“从经济和环境角度上讲很合理”；在大剧院里，四个剧场有不同的使用功能和管理要求，成本很高；“如果剧场同时使用，五六千人的疏散、车辆的停车场的出入都是问题”。

　　然而作为建筑师，却必须在要求的限制下发挥想象。不过有些奇怪的是，轰轰烈烈的国际竞标后，中标方案的曝光竟是首先在国外媒体发表，由中国报刊转载而来。对此，代表清华大学赴法国与安德鲁进行合作设计的吴耀东认为：“这与业主委员会采取的低调姿态有关，因为大剧院的建筑规模和投资还在调整，现在是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

　　　　　　　　　　　　　争　论

　　
    “我喜欢安德鲁那个怪蛋！两个时代的建筑，就正如卢浮宫前的那个外星金字塔，会叫所有人的兴奋！”网友红蝙蝠在BBS论坛上兴奋地欢呼着。兴奋的不止红蝙蝠一人，愤怒的似乎也大有人在。国家大剧院的中标方案--法国人安德鲁的设计甚至引起了一场爱憎非常分明的轩然大波：从建筑界到新闻媒体，从学术讨论到社会议论。喜欢这个方案的把它称为“晶莹剔透的珍珠”，不喜欢的，比起“大笨蛋”和“粪蛋”，“水蒸蛋”还是蛋变系列最温和的称呼。一开始批评集中在安德鲁方案的外形，很快就有人对它的功能产生怀疑。院士何祚庥则提出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安德鲁的设计方案过于看重它形式上的奇突，恰恰疏忽了它的安全要素。”何祚庥说，“在这个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层楼深的剧院里，一旦发生问题，人员极难疏散。而其设计中，地面上压着重重的水，一旦发生渗漏或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从实际上施工方面考虑，中国建设部设计院总建筑师周庆琳虽然欣赏安德鲁的方案，但认为施工困难也不小。第一难在外壳的安装上，由于国家大剧院的外形如蛋状，外壳的受力设计和运装上会碰到困难；二难在地下施工，而且考虑到上层是水面，还要做一些必要的防水防渗处理；第三，难在由北京城建集团、香港建设(控股)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组成的总承包联合体，如何协调施工三方的进度和关系。

　　轩然大波的高潮发生在6月10日的院士上书：在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期间，由著名科学家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等49位院士具名的《建议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吴交中央，批评安德鲁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在功能上属二三流，但造价却是超一流，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作品”，建议中央缓建国家大剧院，并对设计方案展开公开讨论。9天之后，由沈勃、郑孝燮等113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也具名表达了类似观点。

　　其实早在4月1日，为低调处理这座引人瞩目的建筑，开工仪式在最后时刻被取消。

　　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异见，使正在进行土方工程施工的国家大剧院不得不面对停工的威胁。7月1日，工程业主委员会着手在广州、北京、上海举办说明会征求专家意见。而最新的消息是，安德鲁消减了25%的超预算开支，8月10日-15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将讨论审批最后的财政评估并预计9月重新开工。

　　　　　　　　　　　                                                   (选自2000/09/12 《三联生活周刊》)

[ 本帖最后由 jzwang 于 2007-7-7 18: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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